沙特反腐败形势与规则研究

作者 刘宇君 北京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审核 李一冰 文森律师事务所沙特分所合伙人

指导 徐金旭 文森律师事务所沙特分所主任

本研究为沙特文森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为铁建国际纪律检查部供稿。

一、企业在沙特面临的腐败风险分析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逐渐增加，沙特阿拉伯王国（以下简称“沙特”）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吸引了大量中国企业前来投资与合作。沙特作为一个资源富集但政治和社会环境复杂的国家，中国企业在沙特投资时可能会面临一些腐败风险，下面将从沙特的整体投资环境以及投资经营的具体环节分析企业可能面临的腐败风险。

01从沙特的整体投资经营环境分析腐败风险

1.政治环境与腐败风险

沙特是君主制国家，不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政治决策通常由国王和王室成员主导，政府内部的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体系的封闭性和集中的权力结构使得腐败现象在某些层面难以彻底根除。此外，这种政治结构可能导致部分决策和资源分配缺乏透明度，特别是在一些关键行业和政府主导的项目，存在通过非正式渠道操控项目分配和资金流动的风险，加大了不正当行为和腐败交易的发生概率。

虽然沙特的政治体系存在潜在的腐败风险，但自2015年萨勒曼国王即位以来，沙特政府加强了反腐败斗争，实施了一系列的反腐败措施，力图改变国家的治理面貌，提升国际投资者的信任。2017年，进一步加强了反腐败力度，进行了一次广泛的反腐败打击行动，并加大了对高层腐败案件的查处。

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沙特从2016年46分，排名62，到2019年53分，排名51，总体趋势逐步改善。2022年清廉指数及排名稍有下降，2023年上升为52分，排名53。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在2016年至2023年间，沙特的各项指数均稳定并向好发展，2023年，话语权与问责（Voice and Accountability）指数百分等级8.82，政治稳定与非暴力（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Terrorism）指数百分等级39.81，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指数百分等级78.77，监管质量（Regulatory Quality）指数百分等级68.87，法治（Rule of Law）指数百分等级62.74，控制腐败（Control of Corruption）指数百分等级66.51。

2.经济环境与腐败风险

沙特国民经济的支柱是以石油为主的能源产业，沙特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石油出口，宏观经济和政府财政极易受到油价波动的影响。资源型经济往往容易滋生寻租行为，一些政府官员和企业高层可能会利用职务之便，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便利，甚至收取好处费或贿赂，增加了中国企业进入该市场的腐败风险。此外，特定行业存在投资限制，能源、金融、电信等仍由国有企业或本地财团垄断，外资准入门槛较高。中国企业的进入可能面临本地利益集团的阻力，需要支付额外费用才能获得经营许可。

2016年，沙特推出了“2030愿景”（Vision 2023），提出了大量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措施，以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就。根据沙特2030愿景2023年年度报告，沙特GDP达到2.959万亿沙特里亚尔，非石油GDP首次达到GDP的50%，私营部门对GDP的贡献率提升至45%。沙特在新兴行业发力，推动国家转型，这为外资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但也相应增加了经济扩展初期的腐败风险。在新兴行业中，法律监管可能尚不完善，一些官员或中介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政策不透明谋取私利。中国企业进入这些领域时，若无法与本地中介或利益相关者建立合规的合作关系，可能在流程中面临“隐性成本”。

3.社会文化与腐败风险

为提高本国就业率，沙特政府实行“沙特化”分级制度，要求所有在沙特经营的企业根据所处行业及企业规模不同，必须雇佣一定比例的沙特籍员工，并根据各企业的完成情况给予一系列的激励政策或惩罚措施。虽然这种要求旨在促进本国人员就业，但实际上也给腐败行为提供了温床，部分官员或负责人可能以本地化为由向外资企业索取额外利益。

沙特的商业环境深受“关系文化”的影响，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使得沙特的商人一般要通过“中间人关系网”（Wasta）”打点各个利益相关方才能确保生意平稳开展。中国企业在没有强大本地联系的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第三方来建立这些联系，这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的支付和贿赂行为。

沙特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中国企业在沙特投资时需要尊重当地的穆斯林习俗和文化，同时确保其商业行为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要求，否则可能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误会和纷争，这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增加腐败风险。

4.法律制度环境与腐败风险

沙特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整个王国的法律体系都根植于伊斯兰教法，具有很强的宗教性质。沙特政府通过颁布法规、法令、规范性政策等，对伊斯兰教法进行补充。这些法规也经常会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或考虑其他因素而进行调整。在“2030愿景”战略指引下，沙特法律也加快了“成文法”改革步伐，进一步接轨国际社会。

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沙特法律体系，具体的司法程序和法律解释通常会受到教义的影响。虽然正在向成文化发展，但处于改革期的沙特法律体系意味着在法律适用方面可能缺乏统一标准。法律条款的不够明晰以及可预测性较低，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遇到腐败案件或商业纠纷时可能面临困境。此外，沙特司法体系的独立性较弱，企业在面对法律纠纷或腐败案件时，可能受到政治或地方势力的影响，导致案件审理的不透明和不公正。

5.监管环境与腐败风险

沙特政府不断简化监管要求、推出众多吸引外资的激励举措，因此在当地设立外资独资企业已变得越来越容易。得益于上述举措，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2020）评价沙特是营商环境改善最为显著的国家之一，沙特的营商便利度排名（Ease of Doing Business Ranking）跃升至第62位。

尽管管理力度有所放松，但沙特对外商的行业准入、可以设立的企业类型、最低注册资本、持股比例等都有一定要求，并要求外国投资者在沙特进行任何投资活动之前都必须获得由沙特投资部（MISA）颁发的外资许可证。由于沙特在信息披露和数据公开方面仍显不足，部分监管政策不透明，企业往往难以清晰了解每个环节的具体要求和操作流程，这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沙特的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府政策时，往往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在不同地区，地方政府对外资企业的监管力度和要求可能有所不同，有时可能因为地方利益或地方官员的偏向而产生腐败风险。

02从企业投资运营的具体环节分析腐败风险

1.投资决策环节

按照沙特《外国投资法》的规定，外资企业可以在沙特国内成立全资子公司或分公司，享受沙特当地法人公司的同等待遇。但在实际运作中，《外国投资法》的相关规定较为笼统，沙特政府相关部门往往通过独立的规章制度对本国企业和国民给予更多保护。此种情况下，外资企业为了获得实际意义上的同等待遇，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的支付和贿赂行为，诱发了腐败的风险。

此外，根据《外国投资法》，合法注册的外资企业不必通过沙特代理人进行商务活动。但实际上，根据沙特各相关政府部门的内部规定，外资企业与当地注册、劳动、税收、海关等政府部门打交道时，必须委托沙特当地代理人或代理机构，否则不予接待，特别是在协调处理一些难点问题时，只能通过当地代理人或中间人协调政府关系。而这些关系可能会使得中资企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支付额外费用，或者在合作的条件上做出不合理的让步，从而引发腐败风险。

在决策环节，沙特对项目优惠措施采取“一事一议”政策，从而增加了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企业可能为了促使决策者作出有利于企业的决策，采取不正当手段，增加了投资决策环节的腐败风险。此外，沙特在优化服务水平、简化程序、税收等方面的优惠透明度不够，缺乏透明度的环境容易使腐败行为得以隐藏，政府官员和企业高层可能利用这一点在决策环节进行不正当操作。

2.招投标环节

根据2019年12月开始实施的《政府招标采购办法》规定，在不违反竞争规则的前提下，沙特政府优先采购国内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对于10万沙特里亚尔（约合2.7万美元）以内的招投标和采购项目，沙特国内中小企业将获得优先权，且免除初始保证金；对于国家占资51%以上的企业可免除最终担保金。外资企业为了获得项目，可能需要及时寻找合适的当地合作伙伴来绕过这些限制，这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的支付和贿赂行为。

此外，在一些大型政府项目和公共工程中，招投标的透明度不高，招标文件和投标评审标准有时不够明确，企业难以获得充足的项目信息。这种不透明性可能导致企业为增加中标机会，向相关方支付好处费或通过非正式途径获取项目信息，从而增加了腐败风险。

3.投资交割环节

在投资交割环节，企业通常需要获得一系列许可证和政府批文，以合法进行资产交割、公司注册和其他后续运营。沙特的某些审批环节存在流程复杂、信息不透明的问题，导致审批时间较长。部分政府工作人员或中介机构可能利用这种不透明性向外资企业收取“加速费”或额外好处，以加快批准流程。如果企业在交割过程中面临紧迫的时间压力，这类腐败行为的发生风险会进一步增加。

4.投资运营环节

在日常运营中，沙特政府部门会进行安全、环保、税务等方面的检查。某些执法人员可能利用检查中的裁量权，向企业索要“便利费”或其他好处，以便在检查过程中“放宽”标准或减少违规处罚。这种情况在安全检查和环保执法等环节尤为常见，企业可能面临被迫支付贿赂以通过检查的情况。

此外，沙特的商业文化强调企业在本地社区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大型投资项目需要与社区和地方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在履行社会责任或开展社区活动时，某些社区负责人或地方官员可能要求企业支付“赞助费”或进行不合理的捐赠，以此换取项目在当地的支持。这种潜在的利益交换不仅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也带来了潜在的腐败风险。

二、沙特反腐败相关的法律法规

沙特为加强反腐败治理，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反腐败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反贿赂法》《员工管理法》《反洗钱法》《公共资金管理法》以及《刑事诉讼法》中的条款，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框架。

1992年，沙特出台《反贿赂法》，这是沙特在打击贿赂领域最重要的法律。该法禁止有关公职人员的受贿及行贿行为，并对公职人员进行广泛定义。具体而言，公职人员包括：

1.政府或公共机构雇用的人员；

2.政府或司法部门指定的仲裁员或专家；

3.由政府分配给特定任务的人员；

4.负责管理和运营公共设施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司或机构雇用的人员等。

2019年3月，沙特对该法进行修订并扩大适用至私营部门。

根据《反贿赂法》规定，公职人员索取或收受贿赂的行为，以对公共当局施加影响力为交换、索取或收受贿赂的行为均为犯罪行为。提议给予公职人员贿赂的行为同样构成刑事犯罪，即使公职人员未接受提议。

新法对受贿公职人员规定的处罚措施包括革职、没收违法所得、最高10年监禁、不超过1000万沙特里亚尔的罚款等；对受贿的私营部门人员规定的处罚措施包括没收违法所得、最高5年监禁、不超过1000万沙特里亚尔的罚款等。累犯将加倍处罚。行贿人、居间人及其他参与者也将受到相应处罚。如果行为人系出于为所在国企或外企谋利的目的，而违反《反贿赂法》，所在企业将被禁止订立采购合同，禁止执行相关工程和项目。除腐败案件中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可根据《员工管理法》实施纪律处分。

沙特《反洗钱法》第2条将清洗犯罪所得、洗钱未遂及以各种方式非法参与此类行径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上游犯罪包括违反伊斯兰法律或沙特法律的各种行为，包括《反洗钱法》中具体规定的贿赂罪行，以及挪用政府机构、政府参与的实体或者商业公司和组织等私营实体的公款的行为。

《公共资金管理法》第9条将公职人员贪污、挪用或转用其所保管的国家公款、财产、印章或重要文件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

三、当地腐败案件

1.2008年，德国西门子公司（Siemens）因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而受到调查和处罚。该公司被指控在多个国家，包括沙特，通过支付贿赂的方式获得合同。根据美国和德国政府的调查报告，西门子向沙特的官员支付了大额贿赂，以获得业务和项目。这一案件暴露后，西门子公司面临多项国际调查，并在沙特及其他国家受到罚款和法律处罚。这一案件也推动了沙特政府重新审视大型基建项目的透明度问题。

2.2021年10月4日，英国重大欺诈案件调查办公室(Serious Fraud Office，以下简称“SFO”)宣布Petrofac Limited在2011年至2017年期间未能防止贿赂的七项独立罪名成立。Petrofac利用代理人“系统化贿赂官员”，以赢得伊拉克、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合同。

（Petrofac Limited是国际一流的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及项目运营的国际化公司，公司主要从事石油化工工程项目设计、施工建造、油气田开发投资及海洋石油工程服务业务。公司1991年在英国注册，集团总部位于英国伦敦，工程公司总部位于阿联酋，公司于2005年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3.2020年，在沙特电力公司工作的三名员工从一家法国公司收受了535000欧元（1965450沙特里亚尔）的贿赂，以换取接受他们的产品并增加对这些产品的采购请求。应法国公司的要求，这些贿赂被支付到另一个国家的银行账户，以掩盖其来源，这被认为是洗钱。此外，员工在沙特电力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访问法国总部并与高管会面，期间收到了大约3万欧元（110212沙特里亚尔）的现金，用于旅行、住宿和生活费用。还查明，其中一名员工通过亲属从沙特境内的供应商那里获得了80万沙特里亚尔（206210欧元）的回扣，然后将这笔钱转入自己的银行账户，以换取沙特电力公司向供应商授予供应合同。

4.2021年，一名退休少将和两名在国民警卫队担任高级职务的15级退休雇员，因从与国民警卫队合作的本地和外国承包公司获得现金而被捕。第一人收到了2050万沙特里亚尔的现金房地产。第二人收到了3010万里亚尔的现金分期付款，第三人收到了1.474亿沙特里亚尔的房地产。贿赂总额为1.98亿沙特里亚尔，作为与外国承包公司签订便利合同的交换。

5.2024年1月沙特反腐机构公布，AlUla皇家委员会的首席执行官阿姆·本·萨利赫·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尔马达尼（Amr bin Saleh Abdul Rahman Al-Madani）因参与滥用职权和洗钱罪而被捕。据称他为其私人公司国家人才公司获得价值为2.07亿沙特里亚尔的利益。加入政府后，他退出公司，但仍保留在公司的所有权，并将公司推荐给AlUla皇家委员会，使其获得总价值120万沙特里亚尔的项目。